理性·建设性

作为中国核电事业的“开荒”之作，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在还没有开放的环境下，夏祖讽和同事们只能从科技情报所的微缩胶片中了解技术资料，持续探寻核电站安全壳设计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同时与相关的科研院所、制造厂进行大量的土建结构的相关试验。

悄然之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正式成为世界上拥有第二多核电站数量的大国，仅次于美国。

中国建设和运行56座核电站这一数量在2019年得到了刷新，最新数据已经变更为62座，至此，中国全面进入三代核电建设周期。7月24日至26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指导，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办，国家电投承办的“与共和国共成长 新媒体走进新国企”之“核铸强国梦”的活动现场采访中获得了这一信息。

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的重大集成，国和一号()是在消化、吸收、全面掌握中国引进的第三代先进核电非能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再创新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功率更大的非能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是中国核电高质量、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

国和一号总设计师、国家电投上海核工院院长郑明光表示，截至目前，国和一号已形成知识产权6513项，形成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392项。国和一号在国内相关大学、科研院所、制造业等产学研近400家单位、2万名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历时十年的科研攻关，健全完善了先进核电技术研发、设计、制造、安全评审等体系，推动中国核电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实现了从二代向三代的整体跨越。

时光倒退回45年前玉兰竞发的长安街，最西端的京西宾馆迎来一群特别的上海客人，缪鸿兴便是其中一员，身为“秦山一期核电”副总设计师的他，从那一天起，与中国自行设计的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

待至当年3月31日的下午，缪鸿兴和他的同伴们，怀揣关乎开创中国核电建设先河的压水堆设计模型，叩开了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大门。

决策

1970年，一场关乎中国核工业发展起步的浪潮正愈来愈近。

最早释放宏观信号的是顶层中央。1956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这是可考证的国家领导人最早明确为原子能发展“背书”的定调之一。

市场的供需反应适时而来，上海和华东地区电力短缺的问题，激起了国内首座核电站的建设欲求。

1970年2月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指示：从长远来看，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华东地区用电的问题，需要搞核电，同意上海市研发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上海市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动员和部署上海核电研究和开发工作。

历经多年酝酿，一项重大的历史决策得以催生落地，那便是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原子能发电。

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专委会上亲自审查批准了《上海“七二八”核电工程建设方案》及《“七二八”核电站设计任务书》，指出：“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按照中央的意见，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且为中国核电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央频繁释放的宏观信号，开始吸引专业人才的眼球。事实上，早在1967年初，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反应堆控制专业组教员的缪鸿兴，便闻悉上海有可能展开核电站建设的风声。

年轻气盛的缪鸿兴和研究室的伙伴们，敏锐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主动撰写了一份报告，请缨参加核电站一线建设。

上级批复很快到了：同意！缪鸿兴所在教研室的一行23人（含家属）集体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决策——举家南迁，调入当时上海成立的“一二二工程筹备处”参加上海核电工程的建设。

1970年2月8日，为了响应周恩来当年关于在上海建设核电站的指示，上海市科技组成立上海市728工程处，包括缪鸿兴在内的多名专业人才，正式成为了“728人”。

在推动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共同目标下，缪鸿兴的个人决策，与中央的宏观决策，不失时机地构建成一个重叠。中国首座核电站建设的正式起步，一触即发。

1981年10月3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五委一部《关于请示批准建设30万千瓦核电站的报告》，1982年6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工业部正式上报《关于请示批准30万千瓦核电站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的报告》。同年11月，国家经委批复同意核电厂址定在浙江海盐县秦山。1982年12月3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

难题

创业的热情过后，难题紧随而至。

缪鸿兴认为，以当时的境况来说，中国搞核电站最大的困难是材料和设备制造。

他当时负责控制仪器仪表和反应堆保护系统方面的总体设计和把关。1976年的某一天，他和同事发现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安全相环节之一——柴油机调速器出了问题。

当时的要求是，柴油机必须在10秒钟之内从0转速升到满转速，否则它所驱动的安全注射系统就无法及时把水注入相应位置，进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安全性。

调速器是728工程处委托天津调速器厂加工的。728工程处马上派人赶到天津，按照对方的质保程序一步步检验，发现是对方的标准出了问题。早已成型多年的工艺，应该怎么才能改进呢？

缪鸿兴和同伴便派专人“盯”在厂里，从生产到质检严格把关，几乎每天都要和厂负责人做沟通，对样品验了又验，最终的成品不仅满足要求还有了提升，仅需7-8秒就可以达到满速。

后来同事们聊天，一位老朋友告诉缪鸿兴：“老缪，当时我们都等着看你笑话了，没想到你真的把这东西搞出来了！”

挑战不止于此。

自1974年底调入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参与秦山核电厂土建设计工作的夏祖讽，亦为秦山核电站的建设付出艰辛努力。

那一年，还是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室年轻教师的夏祖讽奉命调入728工程队，从事728工程，也就是秦山核电站的设计。

作为中国核电事业的“开荒”之作，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在还没有开放的环境下，夏祖讽和同事们只能从科技情报所的微缩胶片中了解技术资料，持续探寻核电站安全壳设计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同时与相关的科研院所、制造厂进行大量的土建结构的相关试验。

有一次，在进行预应力安全壳试验的时候，由于现场缺少卷扬机等大型机械，夏祖讽与参加试验的同事们、工人们一起仅凭着双手，硬是将数十米长的钢束在孔道中拉进拉出，最终完成了所有的试验。

后盾

将目光拉回，上述核电站建设的诸项事宜，与1974年春天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内发生的一切有着莫大关联。

那一年的3月31日， 欧阳予（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的总设计师）、彭士禄（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缪鸿兴、赵嘉瑞等一行人从前门进，他们从上海带来北京的核电站模型则是盖上一块布单独从后门进。

这一行人到达时，整个会场已经坐满来自中央、部委及各相关单位的百余位人员。

当看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人时，缪鸿兴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

他打开图纸，摊在地上，整个人半跪在地上，用手指着图纸做汇报。周恩来让服务员给其搬了一个板凳：“你们要比我活得长，会承担更多的任务。”

汇报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即核电站的安全和废料处理的问题。听完缪鸿兴的汇报他抛出疑问：“高放乏核燃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随后，又提问关于废水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在核废料处理的难题之前，“一二二工程筹备处”（后来的“728”工程筹备处）还面临过熔盐堆的挑战。

时任“728”工程筹备处的相关人员解释道：“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堆型对中国当时的工业科技水平而言还是太超前了。打个比方，这个堆型要求熔盐中所含的杂质硼、镉等的含量要小于0.1ppm数量级，即要达到千万分之一以上的纯度。且不说分析手段是否具备，单就上千度的高温、接近真空的超低压和长时间的蒸馏技术也难以做到。我们搞了三年，发现这些瓶颈受限于当时技术实在难以突破，不得不放弃熔盐堆，把目光投向了可操作性更强的压水堆。”

从1973年开始，缪鸿兴所在的团队针对压水堆搞了一年的试验和技术验证，最终印证了它的可行性。

谈及这段“插曲”时，缪鸿兴很难受地向周恩来汇报表示，之前搞得这种很不成熟的堆型，花了300万人民币。周恩来听了，摆摆手说：“300万花了就花了，就当做是教训费了。”

那场会开完，缪鸿兴等一行人满载而归：中央批准了其建设压水堆的方案，同时周恩来亲自同意给728工程处拨了8000万人民币用于后续科研建设工作。

在当时，这是难以想象的金额。

对于缪鸿兴来说：“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个困难年代里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核电站事业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

在中央提供的坚实后盾下，至此，中国核电发展事业翻开了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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